馮克煦:話歲月滄桑 憶民建先賢 
 
 

 
 

作者: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馮克煦   信息來源:民建中央網站   發布時間: 2017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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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馮克煦

  我加入民建已經 62年了。半個多世紀寒來暑往,抹不掉那些鮮活的記憶;透過歷史煙云,我仿佛又看到了民建先賢愛國奉獻的忙碌身影。堅持愛國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建代代相傳的精神法寶,我堅信,會一代代地傳承下去。

結緣民建六十余載

  我 1926年出生于四川省江安縣,早年從成都光華大學肄業。1945年至 1949年,我當過重慶《國民公報》記者、編輯,文華通訊社記者,工商導報特約記者,《民主報》廣告部主任。也許是因為當過新聞記者,我始終有一種憂國憂民的情懷,這也是我跟民建結緣、走上參政議政生涯的原因之一。

  我是 1955年參加民建的,我的入會介紹人是胡子昂和徐柏圖。其實,說起我和民建的淵源,那是由來已久了。我和民建最早的接觸,遠遠早于 1955年。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就認識了施復亮,他當時是四川省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是有名的經濟學家,我經常向他討教,又通過他認識了黃炎培、章乃器、孫起孟等一批優秀的民建創始人。在民建籌建期間,我曾協助施復亮先生做一些通訊工作,跟他們打交道很多,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們的政治主張。施復亮、章乃器他們都堅定地認為,挽救中國首先要反對封建獨裁、實行民主政治,不然什么都談不上。他們赤誠的愛國熱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1955年底,民建響應毛澤東“關于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號召,很快在工商界掀起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不到兩個月時間,以民建、工商聯實業家為主體的工商界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順利實現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正式進入社會主義。廣大工商業者由一個剝削者變成了半個公家人,民建在這場偉大的變革中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民建的一系列組織行動,為恢復生產、發展經濟、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作出了積極貢獻。我記得,當時私營工商業者你追我趕,爭先恐后地“敲鑼打鼓奔社會主義”。全國的工商業者主動把企業交出來,交給國家,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工商界的這種愛國熱情讓我很感動。

  我正式投身民建事業后,開啟了參政議政的政治生涯。加入民建之初,我兼任民建西南區辦事處秘書,主任是胡子昂。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我追隨和協助黃炎培、胡厥文、孫起孟等民建先賢工作,長時間、近距離地感受到他們身上深沉雋永的愛國熱情、躊躇滿志的報國情懷和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堅定政治信念。

  當好諍友 勇諫良策

  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民建作為中共的諍友,從建會伊始,一直忠實地履行參政黨的職能,講真話、進諍言。民建的主要創始人黃炎培鮮明的特點就是有膽量、講真話、不怕得罪人,他真誠剛正的品格深深感動著我。

  70年前,他曾在延安與毛澤東有一場精彩的“窯洞對”。1945年,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痹諢蒲著囁蠢矗骸罷饣笆嵌緣摹?,因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被蒲著嗟奶崳適翹嶁壓膊?,加強自身建設。毛澤東回答的關鍵詞是民主。70年前的這段對話,體現了黃炎培的勇氣和膽量,也表明了毛澤東對民主的態度,所以至今仍不時被提起。

  正如毛澤東的許多黨內外朋友一樣,黃炎培支持毛澤東,但并非是所有都予以肯定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一旦存在不同意見,黃炎培是有所保留的,有些是對毛澤東當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達,黃炎培和毛澤東之間 的私人信件就有一百多封。有些意見他會在相關會議上提出,比如,在土地改革運動中,黃炎培去看了情況后,回來就在中央座談會上表示,他擁護土改政策,但所謂的消滅地主階級,并不是肉體上消滅地主,而是要把地主改造成為新人。

  他敢講真話,敢提意見,既有反映工商界實際情況的,還有對黨和國家一些政策方針措施的看法。1958年大躍進,我陪同黃炎培一起去參觀了農業生產,之后黃炎培就跟我們聊。他說,農業生產可以發展,但要實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大煉鋼鐵年代,我陪同黃炎培坐火車出去視察,從火車上往外看,一路過去,農村都在熱火朝天地煉鋼鐵?;蒲著嗨擔骸罷飧齠饕部蒲?,憑熱情不行的,這樣煉出來的鋼鐵能用嗎?”我當時聽了,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一些黨內健在的老同志,包括20世紀50年代與黃炎培激烈爭辯過的人,都曾夸贊過他的為人。胡耀邦、彭真、鄧穎超、陳云先后給黃炎培題字,以紀念這位昔日的老友。1987年習仲勛代表中共中央在黃炎培紀念會上致辭,稱黃炎培為中共的“諍友”。

  肝膽相照 榮辱與共

  如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團結合作的十六字方針廣為人知。在 1982年之前,還只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八字方針。1982年,在“文革”結束后中共中央舉行第一次統戰會議的前夕,胡厥文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在寄出這封信之前,民建中央還開了一個會,我就在場。大家一致認為,“文革”期間民主黨派一些領導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但始終沒有動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用肝膽相照來形容是最貼切不過的。胡耀邦同志在看了這封信后,在統戰會議上表述中國共產黨跟民主黨派的合作方針時,將原八字方針,增加了“榮辱與共、肝膽相照”八個字,變為沿用至今的十六字方針。

  事實上,胡厥文等民建先賢,一直把中國共產黨人視為最忠實、最親密的朋友,用實際行動很好地詮釋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含義。

  1965年,“文革”前夕,黃炎培病故后,李燭塵任民建中央代理主席,胡厥文被調到北京來主持民建的日常工作。粉碎“四人幫”以后,黨和國家撥亂反正,實現工作重心轉移,支持民主黨派恢復工作。當時胡厥文任民建臨時領導小組召集人。為恢復民建的工作,他到各個地方深入調查研究,協助黨和政府落實被“四人幫”破壞的原工商業者的政策。

  為解決原工商業者的摘帽問題,1977至 1978年,我陪同胡厥文到上海、江蘇、浙江、福建、武漢等地方調研,后來在武漢召開了民建十八個省級負責人座談會,了解“文革”期間停止辦公后的現狀,商討如何恢復開展工作,以及如何解決工商界面臨的困難問題。調查研究回來以后,民建向中共中央提出進一步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

  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二十多天,剛剛恢復黨內職務不久的鄧小平同志就邀請五位原工商巨子—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 虞、周叔座談,主要是對如何加快對外開放、推進經濟發展征求他們的意見。當時,我負責在旁邊做記錄,有幸見證了這一個意義重大的歷史時刻。記得那天的北京,還籠罩在瑞雪寒風中,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內卻已升騰起洋洋的暖意。我清楚地記得,大家在座談中還提出了“工商界還沒有摘掉帽子”的問題。他們說,現在工商界最大的思想負擔就是帽子問題,企業已經交出來二十多年了,底薪也都取消了,原工商業者絕大多數人都是靠勞動工資生活,在這種情況下還給他們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不利于調動廣大工商業者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積極性。不久,鄧小平同志在五屆二次政協會議開幕詞中就宣布,民族工商業者的階級關系發生根本變化,他們絕大部分已經成為了社會主義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實際上是為他們摘掉了資本家的帽子,打碎了身份枷鎖。

  摘掉了資本家的帽子,以五老為代表的工商業者仿佛重新煥發了第二春。在鄧小平同志的鼓勵下,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等一起創辦了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榮毅仁創辦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王光英創辦了光大實業公司,充分發揮了他們和廣大工商業者的才能,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他們的帶動下,北京、天津、湖南、吉林,包括湖北、四川陸陸續續好多省的民建會員都創辦了很多實業公司,主要任務就是引進外資,推動中國經濟發展。

馮克煦(左)為胡厥文(右)祝壽

  胡厥文曾多次說過,現在是工商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千載難逢的黃金時代,要把吃奶的力氣拿出來。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到南方去調查研究,發現國有企業大批的設備閑置不用,有些進口的機器,連箱子都沒有拆,放在工廠里面堆著,真是極大的浪費。對此他先后寫了兩三個報告,遞交給中共中央負責人,提出要把這些閑置的機器用起來。胡厥文等民建人士還就改革開放的問題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放開市場,放開物價的控制,實行市場經濟。這個建議,后來被中共中央采納了。他的言行,對工商界同志起了很大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博得了廣大人民群眾和愛國人士的贊揚。

  1981年,民建創造性地成立一個叫經濟咨詢和工商專業培訓辦公室的機構,具體負責推動全國開展上述工作,我被任命為這個辦公室主任。當時,六千多名民建會員不辭辛苦、不計報酬,在全國范圍內幫助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改進生產技術,還幫助街道和知識青年創業,振興實體經濟,先后安置待業青年將近10萬多人。在這過程中還逐步向老少邊窮地區發展,幫助貧困地區改善企業經營管理、提高金融管理水平、培養技術職工。這些舉措對當時恢復和振興我國經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受到社會廣泛的好評。習仲勛同志曾高度評價民建的工作“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意義,民建為新時期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服務走出了一條新路子”。

  即使經歷了“文革”十年的艱苦磨難,胡厥文也從未動搖過對中共的信心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在民建成立40周年時,他把堅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持依靠中共的領導、堅持自我教育概括為民建的三大優良傳統,成為推動民建事業不斷發展的思想保證。

  1987年底,為進一步推進民建中央領導班子的新老交替,胡厥文堅決辭去主席職務,并積極推薦新人,在民建內外產生了積極的政治影響。

  “黨派今何似?長松附蔦蘿。百年生死共,痛癢共搔摩”。胡厥文寫的這首《長期共存》五言絕句,短短20字,愛黨之情、赤子之心躍然紙上,真切表達了胡厥文等民建人與中共肝膽相照的誠摯感情。

  承前啟后  砥礪前行

  孫起孟在擔任民建中央主席期間,我有幸在其直接領導下工作。他曾經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民建最重要的優良傳統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為什么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它來源于愛國主義。國家要富強民族要振興靠誰?只能夠靠共產黨,跟共產黨走。這是他根據自己幾十年的親身經歷和體會,自然而然總結出來的,是發自內心的。

  孫起孟的心中始終裝著國家民族和多黨合作事業。他曾說,要充分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特點就在于這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是共產黨與八個民主黨派親密合作,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優點則在于這個政黨制度有利于維護、鞏固和發展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有利于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利于增強我們國家處理應變復雜形勢和局面的巨大合力。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早在1989年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上,在孫起孟主持下,民建首次以黨派名義作了題為《在堅持的前提下逐步完善、豐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大會發言,強調了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多黨合作的歷史必然性,以及二者密不可分的聯系。1993年,民建提出將多黨合作制度納入憲法的建議,集中體現了孫起孟對多黨合作制度的深刻思索和深切體會。民建的建議,最終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納。當年 3月 18日,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正式通過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的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前排左起:馮克煦(左二)和孫起孟(左三)

  孫起孟還在擔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時候就提出,民主黨派要繼承和發展下去,必須要實行領導年輕化,不能搞終身制,而要搞政治交接。他提出,新老交替是自然規律,只有新陳代謝才能促進事物的發展,才會看到前景。民建領導集體以前沒有退休的規定,主席、副主席和地方組織的負責人任期沒有限制,這不符合民建自身發展的規律。為此,孫起孟下定決心,從民建的中央組織開始改革終身制。那個時候我擔任民建中央秘書長,受他的委托,我起草了一個關于實行新老交替機制的意見,供主席會議討論。在這個意見中,孫起孟創造性地提出培養新人可以采取先進后出的辦法,就是先引進來,成熟一個引進一個,其他人有合適時機再退,實行民建中央領導離退休的滾動交替機制。在當時的環境下,推動這項改革制度阻力還是非常大的。孫起孟身體力行,1996年12月,為推進民建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他主動辭去主席職務,贏得了全體民建會員的尊敬和愛戴。

  2010年3月2日,孫起孟悄然熄滅了點燃百年的生命之火,與世長辭。我專門寫了篇文章懷念他,文章中寫道,“他對溫暖工程寄予希望的八個字‘燈亮一盞、光灑成片’,我覺得正是他一生最恰如其分的寫照”。

  成思危和陳昌智先后擔任民建中央主席之后,他們繼承和發揚了民建的光榮傳統,堅持把中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同民建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使民建工作開創了新的局面。

  歲月流逝,黃炎培、胡厥文、孫起孟、成思危等民建歷屆領導人和廣大會員在長期堅持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形成的優良傳統,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毓俗吖惱餛呤嗄甑纜?,民建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為從建會到現在,始終不渝地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跟共產黨走,這是民建的光榮傳統,是民建的根本原則,也是民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能夠始終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發揮特殊作用的根本保證,應當一代一代地繼承下去并發揚光大。所以,我希望,民建必須不忘愛國、民主之初心,無論什么時候都要在會里開展好愛國主義教育和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教育。

  如今,我雖年逾九旬,但仍堅持每天聽收音機、聽工作人員讀報,了解關心國家大事。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民建愛國愛黨的優良傳統代代相傳,民建的事業蒸蒸日上,祖國更加繁榮富強!

  (本文為《大道――多黨合作歷史記憶和時代心聲》一書特約稿)

 
          
 
發布日期:2017/11/23 19:14:43          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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